炉边闲话

两篇书评，最初发表在毛寿龙教授的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站点上。作为公共政策分析课程的两篇习作。现在看来，还是为当时能有时间读书并偶有所得感到庆幸。

《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见：http://wiapp.88990.com/bookreview/bookreview08.html；

《制度经济学》见：

http://wiapp.88990.com/bookreview/bookreview11.html。    

最初发表于毛寿龙博士的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网站，作为研究生期间公共政策评论课程的一个习作：http://wiapp.88990.com/duanping/duanping84.html

连岳先生的这篇纪念王小波的文章写的酣畅，看出来是动了真感情。趣味相投，放在这里留给自己时常把玩吧。

      对我来说，王小波的死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开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在模仿他，他的文风、他的思维，然后到处推销他，就像被鬼上了身。我原来以为只有我一个人是这样，后来发现，有一群数量众多的人被鬼上了身。他的风格如此易学，如此平易，以致在现在终于泛滥，然后就有人开始不满，开始反思。这当然是对的，但在这里，对于泛滥，我要说一些比他们更对的话。王小波风格的泛滥是件好事，就像米的泛滥一样，像奶酪的泛滥一样；由于有了米的泛滥，我们才有了营养和大便，由于有了奶酪的泛滥，我们才不怕别人动我们的奶酪。
　　王小波死的那一天，我正在一家地方报的办公室里写一些教育市民的评论，大意是反对不文明行为之类的东西，像绝大多数能写一点字和一点字都不能写的编辑记者一样，心里充满了得意和自豪感，对自己万分怜惜。这时候有人喊了一声：王小波死了。我的反应是：王小波是谁？
　　此后的两个月，我知道了他是谁，他写的东西并不多，但是足够证明我原来生活的形态与脑子是坏的。用王小波的话来说，我这个人是无趣的。用他喜欢的罗素的话来说，我这个人是假的。这种足够卑下的言语，是一种真实的描述，因为原来的生活足够卑下。可以举一个例子，这事几乎是我的耻辱，但我想还是应该在这里说出来。王小波死前大概一年左右，有一本狂热的民族主义著作《中国可以说不》在炒作，我是这种狂热气氛中的一员，我买了三本，一本送人，一本读，一本准备留着。如果当时有人塞给我一枚炸弹，让我去搞自杀式袭击，我一定就去了。我当时就是这样一只蠢猪。当然，是王小波告诉我这种蠢。也许我现在还是一只猪，但是至少不会狂热了，也多少看得出一些骗局了。
　　王小波说出来的东西，其实很少，也就是要有趣味，行文做人都要如此。他的趣味衡量标准，有一些逻辑实证主义，有一些经验主义，有一些基本的人文主义，但是他说得好，说得有清醒功能，破了很多迷惑和执著。因为这个世界总有很多人靠蛊惑达到目的，破蛊除惑的不二法门，就看看自己的经验能不能证实那些想法，要知道能不能亩产一万斤，最好的办法是自己种一亩田；有人说绝对服从是好的，就看看人类绝对服从的时期，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经验的获得，是要以我为主，以人为本的，一切维护人的本性的经验是好的，而一切违逆人的本性的经验是坏的，我们要以好的经验来指导判断，而拒绝坏的经验在现实中重演；因为人也是会被自己的经验骗的，有时候会形成集体癫狂，认为受虐式的极端体验是好的，这时候要有一点特立独行，相信自己的判断。
　　这些观念，有人认为，应该在成年礼之前完全掌握，可是我到了27岁才被它们吓一跳，我想，有我懒的原因，有视野不够开阔的原因，但是更说明这些东西曾是稀缺的，不能轻易接触到。幸好，现在它不那么稀少了，在这点上，我觉得有时候人的进步是很快的，人在思想上的幸福程度能迅速提升。王小波说的是常识，这并不能降低他的地位，把常识说得好，反而是功德无量的事情。这就是所谓的启蒙，重要的思想，只有当它成为常识时，才更加重要。
　　王小波的文风应该是不难学到，他说到的常识拿来当谈资也是容易的，王小波了不起的地方是他在实践这些常识。他看到的无趣，许多人当然也看得到，不仅看得到，还感受得到，但只是日复一日地抱怨而已，绝不敢离这无趣半步，种种无趣给了他们些许供养以及若干期权。抱怨和痛苦是希望别人改变，是希望世界一日内整体向好；其实，只是将自己的懦弱与无能合理化而已。而这种举措正是无趣的最大组成部分，像吞噬自己尾巴的蛇，最终只能打成一个死结，没有出路。王小波是从自己远离无趣开始，不惜冒再大的风险，也要让自己成为一个自主的人，过自己想过的日子。等待世界的改变，要一万年，自己改变，明天就行了。从王小波后，每晚都有个机会等着我们，只是看自己的智慧够不够，勇气够不够，这当然败坏了我们原来固定不移的生活，使人痛苦不堪地取舍，但毕竟有了思考自己命运的习惯。大多数人想想而已，可也有不少人走出来了。王小波的行为比王小波的文字更具独特性，我想，这点是应该说明的，许多学了王小波文字的人，却完全没有他的行动性，有人像王小波一样行动，却是不写字的，这种沉默行为更具有美感，更王小波。
　　这几年，我知道许多人爱王小波的人一并接受了王小波喜欢的人，罗素、福柯、杜拉斯、马克·吐温、杜伦马特、卡尔维诺、王道乾、伍迪·艾伦、图尼埃，这些人都比王小波更了不得，更具诱惑力，任何一个都有足够的爆炸力，给坚固的无趣以震撼，至少，能给一个嘲笑。王小波只是最轻的一块多米诺骨牌，但它是第一块推倒的，引起了连串的倒塌，传递和放大了力。
　　王小波性命的结束，这个惊吓给了许多人慧命。佛家有言，害人性命还可谅，害人慧命不可谅。慧命如此重要，所以，他的死是值得的。

　　编者按:１００年前的１９０１年１１月７日，李鸿章在屈辱和病痛中辞世。生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李鸿章，生前身后都遭到诟病。本文试图从新的视角审视李鸿章，相信对仍致力于实现现代化的国人不无助益。离１９０１年的结束仅剩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回銮路上的大清国皇太后慈禧在黄河岸边的辉县收到了那个令朝野上下无不悲哀的消息：李鸿章死了。

　　李鸿章，大清国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就在他咽气之前的一个小时，俄国公使还站在他的床头逼迫他在俄占中国东北的条约上签字。为了大清国与洋人争辩了一生的李鸿章已不能说话，他只有眼泪了。眼泪流尽了，他的眼睛闭上了。

　　自１８４０年英国人用舰炮打开中国的国门以后，中国人沿海岸修筑的所有整齐对称的炮台和花费巨银买来的位居世界第六的舰队，没有一次阻挡住“蛮夷”的入侵：“自道光中叶以来，外患渐深，至于今日，危迫极已。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入都，毁圆明园，文宗出走，崩于热河……自此以后，法并安南，日攘朝鲜，属地渐失。各海口亦为列强所据，德占胶州，俄占旅顺大连，英占威海九龙，法占广湾……”而就在李鸿章死时，因为允许外国在中国驻军和几近天文数字的赔款而成为 “将来无数困难问题发生之源”的《辛丑条约》刚刚签订，外国联军仍在整个朝廷逃亡在外的情况下占领着大清国的都城北京。

　　对于风雨飘摇中的大清国来说，洋人的气焰永远是一个巨大的威胁。而李鸿章一死，大清上下就失去了惟一能够与洋人周旋的人。李鸿章的死令“太后及帝哭失声”，大清国犹如“梁倾栋折，骤失倚侍”。

　　洋务重臣

　　还在与太平军作战的时候，李鸿章就显露出他与大清国所有官员的不同之处：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国内的经济活动有极大的兴趣。最初的动机是他组建的淮军需要银两购买武器。当淮军在两岸布满太平军营垒的水道上成功地进行了大穿越进至上海，从而一举扫平了长江下游的太平军后，李鸿章利用上海富绅的银两引进洋人的机器设备，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军工企业：上海洋枪三局。李鸿章算过一笔账：一发英国的普通炮弹在市场上要卖到３０两银子，１万发铜帽子弹要卖到１９两银子。大清国凭什么要把白花花的银子给了洋人？

　　创办近代企业需要的不仅仅是财力，更重要的是思想和观念的更新。李鸿章曾写有一份描绘蒸汽动力运转的奏折，无异于１００年前的一篇科普文章：

　　镟木、打眼、绞镙旋、铸弹诸机器，皆绾于汽炉，中盛水而下炽炭，水沸气满，开窍由铜喉达入气筒，筒中络一铁柱，随气升降俯仰，拔动铁轮，轮绾皮带，系绕轴心，彼此连缀，轮转则带旋，带旋则机动，仅资人力以发纵，不靠人力之运动。

　　在几乎没人知道世界上有蒸汽机的大清国里，头上是顶戴花翎、脑后依然拖着辫子的李鸿章，能够如此细致地观察蒸汽机的运转原理，这着实令人惊叹。

　　大清中叶以后，由于京杭运河淤塞，朝廷南北货物的调运部分改为海路，李鸿章抓住时机，督办创立了“招商局轮船公司”。这是中国第一家民营轮船公司，它承揽了朝廷“官物”运输一半的运量，而其随后展开的客运业竟挤垮了英美合办的旗昌公司。

　　而当洋人要在中国开设电报业务的时候，大清国朝野上下无不惊慌失措，以为“电报之设，深入地下，横冲直撞，四通八达，地脉既绝……”李鸿章也不允许洋人从香港铺设来的海底电缆上岸。只是，时隔不久，由他支持铺设的中国第一条电报电缆线在大沽口到天津城之间开通了。李鸿章能够完全不理会“地脉”，也能够完全不理会洋人，因为他知道电报业蕴藏着极高的军事和民用价值。之后，由大清国政府的银子作为投资、以赢利为目的的电报公司成立。李鸿章称此举为“官督商办”，因为在中国创办拥有自主权的企业“事体重大，有裨国计民生，故需官为扶持并酌借官帑以助商力之不足”。

　　由于李鸿章的主持和参与，洋务派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

　　李鸿章为大清国国计民生近代化所奠基的所有事业，令他身后的国人一直在受益。他是对中国近代化产生了至关重要影响的洋务运动的中坚。但是，李鸿章一生所从事的另一种“洋务”，却使他在生前和身后招致众多的痛骂，因为根据国人一向的认知，中国近代史上的屈辱与不公都是他一手造成的，他所有竭尽心力的努力无不是在把国家的领土、财富和臣民出卖给洋人，这位大清重臣的罪责深重得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大清国没有“外交”的概念，所有的外事统统归于“洋务”。洋务运动的首领李鸿章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大清国当然的“外交家”。李鸿章的外交生涯不但让西方人知道了大清国有一个“相貌堂堂”且“矜持、自信和傲慢”的李中堂，而且也让中国人在上一个世纪之交那段悲伤的日子里终于揪出了一个“罪魁祸首”———— 李鸿章让国人因为遭受屈辱而积淀的愤恨在怒斥他的过程中得到宣泄。

　　洋人了解李鸿章的外交能力，是通过中英《烟台条约》的谈判。其时，英国人的军舰开入烟台，日本军队开始向朝鲜武装挑衅，以对大清国构成战争威胁。皇亲醇亲王主张与英国人决裂开战，而李鸿章的思路是：大清国不能再在外交上走一贯的老路，即事端一出，动辄开战，战则必败，败则议和，和则割地赔款。１８７６年９月，《烟台条约》签订。觊觎更多在华利益的英国人事后说：“这个文件既不明智也不实用，毫无意义，是一堆冗言赘语而已。”尽管洋人说，面对强大的威胁，李鸿章依然能谈出一个明显存有抵抗态度的条约，是一件“值得惊诧”的外交事件，但从烟台回到直隶总督府的李鸿章还是因为赔款和开放口岸而背上了卖国的罪名。

　　１８９４年爆发的中日甲午之战，是李鸿章一生遇到的最大的挫折———“海军费绌，设备多不完，惟鸿章知之深。朝野皆不习外事，谓日本国小不足平，故全国主战，独鸿章深知其强盛，逆料中国海陆军皆不可恃，故宁忍诟言和。朝臣争劾鸿章误国，枢臣日责鸿章，乃不得已而备战。”到１８９５年２月１７日１６时，日本联合舰队在风雪交加中开进威海卫，浩浩大清国败于一个弹丸小国的事实，令自认为是“天朝中心”的国人举国愕然。朝廷顾不得“天国颜面”，再令李鸿章去日本议和。

　　李鸿章在日本马关被一名刺客击中，子弹卡在他左眼下的骨头缝里，没有医生敢在这个位置下手术刀，李鸿章给朝廷的电报只有六个字：“伤处疼，弹难出。”

　　而面对日本人割让辽东、台湾、澎湖，赔款军费３亿两白银的“要价”，朝廷在给李鸿章的电报中均是模棱两可的“着鸿章酌量办理”。伤痛和心痛折磨着李鸿章。如果采取强硬的态度和立场，只能导致中日战争继续扩大。以大清国实际的军力状况而言，战争的结果只能是中国的东北被全面占领；而如果答应日本人的条件，大清国主权和财产的损失也是巨大的。两害取其轻，这是面对残局的李鸿章的选择。

　　１８９５年４月，带着《马关条约》草约和脸上的绷带回国的李鸿章，发现他成了举国的“公敌”：朝廷斥责他办事不力，官员说他丧权辱国，民间暗示他拿了日本人的银子，更有人公开声明要不惜一切杀掉他以雪“心头奇耻大辱”。

　　每一次在国家面临危机时出来收拾残局的李鸿章，被国人目为卖国者，只有全体军机大臣在上奏给皇帝的一份奏折中说过的“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曾令李鸿章老泪纵横。

　　振聋发聩之声

　　因为签订《马关条约》而被免去显赫职务的李鸿章，赋闲在京城贤良寺。

　　１８９６年，俄国沙皇加冕，各国派员祝贺，俄国人特别提到了代表的级别问题，朝廷只有派李鸿章去。因为洋人们说，对于１９世纪的中国，他们只知有李鸿章而不知有朝廷。李鸿章以在马关被刺为由一再推辞，而朝廷就一再坚决不准，当李鸿章认为确实到了“众望所归”的时候了，便表示自己“非敢爱身，惟虞辱命”，只有“一息尚存，万程当赴”。

　　李鸿章的俄国之行还有一个重要行动，即与俄国结盟。

　　“联俄拒日”是甲午之后大清国朝廷中的主流认识，以两江总督刘坤一说得最为明确：威胁大清国的国家以日本为最，日本企图占领东北的野心积蓄已久，而俄国因为与大清国东北接壤必最不愿意。所以“我若乘此时与之深相结纳，互为声援，并稍予便宜，俄必乐从我”。

　　在插满了大清黄龙旗的彼得堡，李鸿章开始与俄国人商谈《中俄密约》。《中俄密约》的要点是：中俄两国针对日本的军事威胁结成互相援助的军事联盟；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铺设铁路与俄国横穿西伯利亚的远东铁路接轨。

　　这一次，李鸿章没能意识到一个具有近代常识的问题：铁路的延伸正是扩张领土的主要手段。至于当大清国受到日本威胁的时候，铁路能够便于军事援助这一点，李鸿章和大清国的官员都没想到，如果俄国人想侵入并占领中国的东北，这条铁路同样会给俄国人提供军事运输的便利。更何况在中国境内修建铁路，一旦“路权”模糊不清，俄国人就会有理由在铁路沿线派驻武装。后来的历史证明这就是对中国东北安全构成巨大威胁的“中东铁路警察队”。关于后者，李鸿章想到了，于是他坚决反对俄国以官方的名义投资铁路，而坚持用私人投资的方式。李鸿章以为这样就可以将铁路的修建变成商业行为。

　　离开俄国，李鸿章开始了他的欧美之行。在英国，他特意在代表西方民主制度的议院旁听了议员们的辩论，李鸿章觉得那简直是一窝蜂似的吵架。而大清国要员的出现引起了英国人极大的关注。一位英国人这样描述了他所看到的７３岁的李鸿章：

　　他像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身材奇高、容貌慈祥的异乡人。他蓝色的长袍光彩夺目，步伐和举止端庄，向看他的每个人投以感激的优雅的微笑。从容貌看来，这一代或上一代人都会认为李鸿章难以接近，这不是因为他给你巨大的成就或人格力量的深刻印象，而是他的神采给人以威严的感觉，像是某种半神、半人，自信、超然，然而又有文雅和对苦苦挣扎的芸芸众生的优越感。

　　令李鸿章感兴趣的是英国的海军和陆军。他还参加了汇丰银行的招待会，在英国商人们表示要到中国去开拓市场的时候，李鸿章的开明思想令他说出了：“实具同心。”

　　当李鸿章乘坐的客轮到达纽约港时，美国海军最强大的舰队依次列阵港湾，鸣炮致敬以欢迎大清国的重臣。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报道说，当客轮驶往美国的途中，李鸿章在船上对每一位他见到的美国人都问这样的三个问题：你是做什么的？你能挣多少钱？你住得离纽约近吗？

　　《纽约时报》记者接着报道说：“没有乘客表示他曾向女士问过这三个问题。”

　　而对美国记者关于“美国资本在中国投资出路”的回题，李鸿章的回答是：只有将货币、劳动力和土地有机地结合起来，才会产生财富。清国政府非常高兴地欢迎任何资本到我国投资……必须邀请欧美资本进入清国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企业，帮助清国人民开发利用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但这些企业的自主权应掌握在清国政府手中。我们欢迎你们来华投资，资金和技工由你们提供。但是，对于铁路、电讯等事务，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这不可谓不前瞻。

　　美国记者的另一个问题是：阁下，您赞成将美国的或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

　　李鸿章的回答是：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为了抗议美国的排华法案，李鸿章甚至宁愿选择经加拿大而非美国西部回国。李说：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家都承认，竞争促使全世界的市场迸发活力，而竞争既适用于商品也适用于劳动力。（引自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

　　结束访美之后，李鸿章搭乘美轮回国。到达日本横滨港需要换船。李鸿章当年离开马关的时候曾表示“终生不履日地”，现在又有了《中俄密约》，让他痛恨起日本人更有底气了。换船必须先上码头，但是为了不让自己的精神和肉体与日本国土发生一丝关系，李鸿章无论如何也不上岸。侍从们只好在美轮和招商局的轮船之间搭起一块跳板，冒着掉到海里的危险将他扶上船。

　　李鸿章以为《中俄密约》可保大清国２０年无事。然而仅仅４年之后，最先攻破大清国都城第一道城门东便门的正是俄国人！紧接着，曾经告诉李鸿章自己的国土大得用不完、没有侵占别人一寸土地想法的俄国人开始胁迫大清政府将“东三省永远归俄国所有”。这时候，李鸿章终于明白：大清国自与洋人来往以来所奉行的 “以夷制夷”的策略是多么的天真无知。

　　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表示：在某种意义上讲，大清国已经没有绝对封闭的国防。西方势力不但在文化上侵蚀着中国，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侵占中国的野心，其手段是“一国生事，多国构煽”，列强的“友好”和“野心”从来都是搀杂在一起的，大清国对此必须保持警惕。世界发展至今日，一国已不可能关闭国门而安然生存。大清国如果打开国门参与世界商品经济的往来，不但可以富强自己，而且因为贸易是双边的，等于也就制约了别人，这样的制约甚至强过武力，整个地球便可 “胥聚于中国”。持有这样的认识，不但在百年前的中国可谓凤毛麟角，即使是在当代中国也可属振聋发聩之声。

　　最后一次出场

　　１９００年６月，外国联军攻陷了中国北方的海岸门户大沽炮台，３天之后，京城门户天津陷落，以保护使馆为名登陆的联军向通州进发，而通州距大清国的都城北京仅２０公里。２１日，大清国宣布与各国进入战争状态。然后朝廷的电报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要求各省封疆大臣率兵北上共同灭洋。而李鸿章深知国家忧患日深，军力积弱日久，“若不量力而轻于一试，恐数千年文物之邦，从此已矣”。李鸿章给朝廷发去一封电报————大清国两广总督对朝廷“北上勤王”的圣旨的回答是：“此乱命也，粤不奉诏。”

　　这也许是上一个世纪之交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话，它标志着在封建帝国内具有近代政治意识的官员第一次在国家政治事务中显示出鲜明的独立性和抗争性。大清国南方日益活跃的商品贸易和经济活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官员们的思维方式和统治模式，这种影响虽可能如风蚀岩石般缓慢但却是不可逆转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四川总督奎俊等在获悉了李鸿章的电文后，确定了共同抗旨以求东南互保的原则。他们的道理很简单：如果大清国的南方也发生了动乱，那么乱了敌人的同时肯定也要乱了自己。虽然在以后很长时期内这些人无不被国人痛斥为一群“出卖民族利益的无耻之徒”，但在１９００年的庚子巨祸中究竟是他们确保了大清国南方半壁江山的稳定。

　　“以卵敌石，岂能幸免？”

　　１９００年８月１５日，大清国都城沦陷，政府和朝廷逃亡。

　　此一悲惨事件发生之前，朝廷的电报再一次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要求李鸿章北上与正在攻打这个国家的洋人议和。朝廷为此将李鸿章由两广总督重新调任为大清国封疆大臣中的最高职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而慈禧的最后一纸任命是：“着李鸿章为全权大臣。”———“每当满清政府把这个巨大的帝国带到毁灭的边缘，他们惟一必须启用的人就是李鸿章。”１９００年７月１７日，当７７岁的李鸿章在广州登船准备北上的时候，南海知县裴景福问他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国家少受些损失，李鸿章感叹道：“不能预料！惟有竭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做得到否？吾尚有几年？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李鸿章生命的最后一年，就是在这样悲伤的心境中开始了他与洋人噩梦般的周旋。

　　９月２９日，李鸿章到达天津。他去了他曾经执政达２０多年的直隶总督府，在满目疮痍的天津城中，总督府已是一片废墟。１０月１１日，李鸿章到达北京。外国联军宣布除了“两个小院落仍属于清国政府管辖”之外，整个京城由各国军队分区占领。那两个小院落一个是李鸿章居住的贤良寺，一个是参加与联军议和谈判的庆亲王的府邸。

　　１１月初，联军照会李鸿章和庆亲王，提出议和谈判的六项原则：惩办祸首；禁止军火输入中国；索取赔款；使馆驻扎卫兵；拆毁大沽炮台；天津至大沽间驻扎洋兵，保障大沽与北京之间的交通安全自由。这六项严重侮辱大清国国家主权的“原则”，令李鸿章说出了列强犹如“虎狼群”的话，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根本无法结束大清国的厄运。

　　逃亡至西安的慈禧在黄尘烈风中天天盼着李鸿章的“好”消息———“望电报如饥渴”，虽然大清国于１９００年夏天发生的巨祸是由慈禧一手酿成，但李鸿章必须在联军的追究面前维护住慈禧的权力，他只有日复一日地“竭力磋磨”————“每当聚议时，一切辩驳均由李鸿章陈词；所奏朝廷折电，概出李鸿章之手。” 李鸿章病倒了，起因是在拜会英、德公使后回贤良寺的路上受了风寒。故作拖延以“漫天要价”的联军沉不气了，占尽“中国财力兵力”的“议和大纲”终于出笼。

　　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合南方的封疆大臣，力主不能在“议和大纲”上“画押”。李鸿章对“不明敌情”却“局外论事”的张之洞十分恼火，他表示如果坚持不“画押”，谈判即刻便会破裂，结果只能是将大清国拖入无休止的战乱————联军在京城屯兵数万，有随时扩大战争的能力；在这种内外皆危之际，高谈阔论并不能扭转危难。

　　而因为“议和大纲”既没有将慈禧列为祸首，又没有让她交出权力，于是朝廷给李鸿章回电：“敬念宗庙社稷，关系至重，不得不委曲求全。”１９０１年１月１５日，李鸿章和庆亲王代表大清国在“议和大纲”上签字。国人即刻指责道：“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李鸿章吐血了。知道自己已经时日不多，李鸿章想尽快地结束谈判，而谈判结束的直接标志是联军撤出京城和皇室朝廷回京。可是，“议和大纲”签字后，联军并没有撤军的迹象。各国的态度是：必须把赔款的数额定下来，必须亲眼看到惩办祸首。

　　关于惩办问题的谈判耗尽了李鸿章最后的气力，他无法接受皇亲们在菜市口被洋人斩首，最终还是顶住了联军要求对皇亲“正法”的压力。

　　接下来是赔款问题的谈判，李鸿章已经没有力气与洋人争来争去了，他不愿为大清国的几两银子再低三下四了，他吐血已经吐到了“濒危”的程度。只是，病中的李鸿章没忘给张之洞传话，说是电报每个字四角银元实在太贵，要他不要再发“空论长电”，凡事可以摘要发出，以节省经费。赔款问题全部是由下级官员谈的，结果是大清国赔款４亿５千万两，分３９年还清，年息４厘。列强们说，４亿５千万中国人，“人均一两，以示侮辱”。朝廷的回电是：“应准照办。”

　　１９０１年９月７日，代表大清国与１１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的李鸿章，在签字回来后再一次大口地吐血————“紫黑色，有大块”，“痰咳不支，饮食不进”。医生诊断为：胃血管破裂。

　　李鸿章在病榻上上奏朝廷：

　　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巨，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稍定，仍希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

　　难以想象就要离世的李鸿章在写下“必多一次吃亏”这几个字时会是什么心情。他毕生致力的“外修和好，内图富强”的愿望此时说出来实在是一种前途渺茫下的伤心无奈。

　　远在逃亡地的慈禧复电李鸿章，言他“为国宣劳，忧勤致疾”，望他“早日痊愈，荣膺懋赏”。

　　但是，李鸿章没有等到“荣膺懋赏”的那一天。１９０１年１１月７日，这位大清重臣已处在油尽灯枯之际，他“久经患难，今当垂暮，复遭此变，忧郁成疾，已乖常度”。站在他床头逼迫他签字的俄国公使走了之后，身边的人大哭：“还有话要对中堂说，不能就这么走了！”李鸿章的眼睛又睁开了，身边的人对他说： “俄国人说了，中堂走了以后，绝不与中国为难！还有，两宫不久就能抵京了！”李鸿章两目炯炯不瞑，张着口似乎想说什么。身边的人再说：“未了之事，我辈可了，请公放心！”李鸿章“目乃瞑”，享年７８岁。

　　几种评论

　　李鸿章死后两个月，梁启超写出皇皇大作《李鸿章传》，称：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梁启超说他“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

　　日本人对李鸿章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美国人的评价是：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因此，国人在对他咒骂痛斥之时，确实“不可不深自反也”，确实不可“放弃国民之责任”。

　　只是，该怎样评价１００年前这位不同寻常的大清重臣，中国人一向的定论与百年以来的世界舆论截然不同。

　　在中国，评价一个人是很容易同时也是很难的事情。

　　李鸿章（１８２３—１９０１）

南方周末  02年1月  蓝勇

        古人言，食色，性也。民以食为天，人的饮食口味既追求本味，也需掩饰腥膻、驱湿健脾，便有了辛香作料。其实，辛香料对人的口舌感官和精神的刺激作用，以往注意并不多，辛香料又有一定提神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讲，辛辣料就带有更深的文化韵味了。
　　
　　传统品种空间

　　在中国古代，辛辣的调料十分多，重要的有花椒、姜、茱萸、扶留藤、桂、胡椒、芥辣、辣椒等，在明代末年辣椒传入中国前，花椒、姜、茱萸使用最多，是中国民间三大辛辣调料。

　　花椒在中国古代的辛辣调料中地位重要，历史上又称川椒、汉椒、巴椒、秦椒、蜀椒等，在中国种植和使用都曾十分普遍。早在《诗经》中便多处提到花椒。特别值得说的是中国古代普遍有煮茶加姜、椒、桂的传统。历史上常用的“五味”，其中花椒在其中居第二位。而所谓“三香”为花椒、姜、茱萸，其中花椒又为首。过去使用的“五香”，也是由大小茴香、丁香、桂皮、花椒组成。

　　有研究表明，清代以前，花椒在中国长江流域上中下游、黄河流域中下游都有大量种植，在中国的东中西部都有大量种植分布。这种花椒出产的分布，与汉代至明代全国的饮食品种中较多用川椒可以互为证明。这种在民间菜系中普遍使用川椒的风气，现在显然是不存在的，因为除四川人外，现代的中国人几乎都是谈 “麻”色变了。

　　当然，历史上四川地区是花椒最重要的产地，食用也最为普遍。研究表明，中国古代平均有四分之一的食品中都要加花椒，与今天中国菜谱中花椒入谱比例相比，这个比例十分大了。从北魏开始到明代，使用花椒的比例是在逐渐增大，最高的唐代达五分之二，明代也达三分之一。但从清代开始，花椒在食谱中的比例大大降低，降至五分之一。这可能与番椒（辣椒）的传入、侵夺辛辣调料有关。同时，清代胡椒的大量使用，可能也侵夺了花椒在饮食中的份额。于是，清代以前在全国流行十分广的花椒麻味被逐渐挤到四川一角，使川菜形成麻辣兼备的格局，中原地区惟有山东等地还有一定食麻的传统。

　　在中国历史上，茱萸也曾扮演十分重要的辛香角色，但清代以后随著辣椒的传入，茱萸逐渐退出辛香料的历史舞台。只有姜这种东西辛香了两千多年，经久不衰。

　　这样，近代以来，传统的花椒、姜、茱萸三香，演变成了辣椒、姜、胡椒为主的格局。
　　
　　 生物入侵───辣椒的革命威力

　　辣椒是在明末从美洲传入中国的，但起初只是作为观赏作物和药物，进入中国菜谱的时间并不太长。进入中国后，辣椒才有了蕃椒、地胡椒、斑椒、狗椒、黔椒、辣枚、海椒、辣子、茄椒、辣角、辣、秦椒等名称。

　　现在最新研究表明，辣椒可能最先传入江浙、两广、贵州、湖南等地，后又流布于西南等地区。

　　清初，最先开始食用辣椒的是贵州及其相邻地区。在盐缺乏的贵州，康熙年间（1662年─1722年）“土苗用以代盐”，辣椒起了代盐的作用，可见与生活之密切。从乾隆年间（1736年─1795年）开始，贵州地区大量食用辣椒了。乾隆年间与贵州相邻的云南镇雄和贵州东部的湖南辰州府也开始食辣子。

　　嘉庆（1796年─1820年）以后，黔、湘、川、赣几省辣椒种植普遍起来，嘉庆时有记载说，江西、湖南、贵州、四川等地已经开始“种以为蔬”了。

　　道光年间（1821年─1850年）贵州北部已经是“顿顿之食每物必蕃椒”，同治时（1862年─1874年）贵州人是“四时以食”海椒。清代末年贵州地区盛行的包谷饭，其菜多用豆花，便是用水泡盐块加海椒，用作蘸水，有点像今天四川富顺豆花的海椒蘸水。

　　湖南一些地区在嘉庆年间食辣并不十分普遍，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之间，湖南食用辣椒已较普遍了。据清代末年《清稗类钞》记载：“滇、黔、湘、蜀人嗜辛辣品”、“（湘鄂人）喜辛辣品”，“无椒芥不下箸也，汤则多有之”，说明清代末年湖南、湖北人食辣已经成性，连汤都要放辣椒了。

　　四川地区食用辣椒的记载稍晚。雍正《四川通志》、嘉庆《四川通志》都没有种植和食用辣椒的记载，目前见于记载的最早可能是在嘉庆年间。从四川嘉庆年间种植和食用辣椒的地区来看，主要在成都平原和川南、川西南和川、鄂、陕交界的大巴山区。道光、咸丰、同治以后，四川食用辣椒开始普遍起来，以至辣椒在四川“山野遍种之”。光绪以后，四川食用辣椒更为普遍，除在民间广泛食用外，经典菜谱中已经有了大量食辣椒的记载。清代末年傅崇矩《成都通览》记载，当时成都各种菜肴达1328种之多，辣椒已经成为川菜中主要的作料之一，有热油海椒、海椒面等，特别是川菜中的回锅肉正式见于书面记载了。在清代末年，食椒已经成为四川人饮食的重要特色，徐心余《蜀游闻见录》记载：“惟川人食椒，须择其极辣者，且每饭每菜，非辣不可。”

　　云南在什么时候开始食辣？邻近贵州的云南镇雄在乾隆时期食辣椒，但在乾嘉时期云南食用辣椒并不十分普遍。到光绪时期的《云南通志》中也无辣椒的记载，但民间早在光绪年间，便开始大量食用辣椒了。据清代末年徐心余《蜀游闻见录》记载，他的父亲在雅安发现每年经四川雅安运入云南的辣椒，“价值近数十万，似滇人食椒之量，不弱于川人也”。故清末徐珂《清稗类钞》称：“滇、黔、湘、蜀人嗜辛辣品。”

　　据《植物名实图考》记载，嘉庆年间江西已经种植食用辣椒了，光绪时期，江西地区食辣椒已经较普遍了，今江西南康辣椒酱便十分著名。

　　辣椒传入中国约400年，但这种洋辛香料很快红遍全中国，将传统的花椒、姜、茱萸的地位抢占，花椒的食用被挤缩在花椒的故乡四川盆地内，茱萸则几乎完全退出中国饮食辛香用料的舞台，姜的地位也从饮食中大量退出。辣椒的传入及进入中国饮食，无疑是一场饮食革命，威力无比的辣椒使传统的任何辛香料都无法与之抗衡。只是这场革命，由于那时的交通和信息的制约，显得有些缓慢而已。
　　
　　 谁最不怕辣

　　在人们的传统观念里，南方人食辣比北方人厉害，俗话说：“湖南人不怕辣，贵州人辣不怕，四川人怕不辣，湖北人不辣怕。”说起来，以往对中国饮食食辣区域的比较，是一种纯感性的认识。现在看来，南方人不一定比北方人食辣厉害；湖南、四川、贵州、湖北人也难分谁食辣更重。

　　最新的计量研究表明，现在中国在饮食口味上形成了三个辛辣口味层次地区：即长江上中游辛辣重区，包括四川（含今重庆）、湖南、湖北、贵州、陕西南部等地，辛辣指数在151至25左右；北方微辣区，东及朝鲜半岛，包括北京、山东等地，西经山西、陕北关中及以北、甘肃大部、青海到新疆，是另外一个相对辛辣区，辛辣指数在26至15之间。东南沿海淡味区，在山东以南的东南沿海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为忌辛辣的淡味区，辛辣指数在17至8间，其趋势是越往南辛辣指数越低，人们吃得越清淡。细分起来，吃得最辛辣的还是四川人（指数在129），然后是湖南人（指数为52），湖北人（指数为16），贵州缺统计资料，但估计与四川、湖南不相上下。

　　四川盆地已经有近二千年的辛辣传统了，早在距今1600多年晋朝的《华阳国志》中就记载蜀人“好辛香”。作为饮食花椒的中心，四川已经是麻了二千多年的地方。四川人接受了辣椒后，将其融入川菜，发挥得淋漓尽致。论吃辣的精细，湖南和贵州人不能望其项背。以辣椒论，川菜中有辣椒粉、辣椒油、辣椒酱、渣辣椒、干辣椒、糊辣椒、泡辣椒、糍粑辣椒等。将辣椒与其他调味品配合，可制成红油味、麻辣味、酸辣味、糊辣味、陈皮味、鱼香味、怪味、家常味、荔枝味、酱香味等，吃辣之精细，堪称世界一流。

　　再者，四川人吃辣椒讲求收敛和中庸，将其炸香或放糖，收敛辣味而有余味，犹如专家所称的做到了辣而不燥，辣得有层次，辣得适口，辣得舒服，辣得有韵味。作为四大菜系之一，川菜在世界和全国的影响，可能最大且悠久。“辣不辣，家乡人”，吃辣成为鉴别四川人的一个重要标准了。

　　湖南、贵州人吃辣，从感性上讲一点也不弱于四川人。湖南人与辣椒的关系可称密切，湖南人嗜辣成性，无辣不香，故民间有“糠菜半年粮，海椒当衣裳”之称。湖南人吃辣从不吹牛，决不硬装，房前屋后往往挂上一串串鲜红的辣椒，吃辣椒远比四川人吃得干脆，可以白口吃干辣椒面、干辣椒、油炸辣椒，饭店桌上往往都放上一碗或一盅辣子，而不是一小碟油辣子，自由取用，不像四川人饭店里的油辣子往往放在厨房里，要使用时才开尊口。

　　贵州地区食辣也明显，特别是食用辣椒时间之早在云、贵、川、湘几省中为最，吃海椒在百姓生活中根深蒂固，现在许多居民用餐时必备辣子碗，民间的遵义羊肉粉、肠旺面、恋爱豆腐如果没有辣椒，黔味便不成其体系了。

　　吃得最清淡的反而是中国最南面的广东人，早在清代便有“粤人嗜淡食”的记载，现在辛辣指数最低，只有8。
　　
　　 辛辣文化传播与辣椒革命

　　以往传统认为食辣仅主要是去湿驱寒，现在最新研究表明，冬季日照少、湿润而寒冷是形成辛辣重区的主要环境因素。辣椒因环境而具有生命力，而辣椒又赋与了食辣者革命情怀。

　　历史就是这样怪，辣椒传入中国并在饮食中流行，也只有清代乾隆、嘉庆以来的200多年时间，也正是在食辣核心圈里的湖南、四川地区，近代却辣出了一大批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叱吒风云的人物，请看：刘光弟、邹容、杨锐、宋育仁、向楚、张澜、彭家珍、蒲殿俊、吴虞、郭沫若、邓小平、朱德、陈毅、刘伯承、聂荣臻、张爱萍、陈独秀、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陈宝琛、黄兴、蔡锷、宋教仁、陈天华、焦达峰、毛泽东、彭德怀、罗荣恒、任弼时、林伯渠、李富春、邓中夏、何叔衡、李立三、陶铸、胡耀邦。毛泽东说：“不吃辣子不革命来。”辣椒与革命看来还真有关系了。

　　近些年来由于交通发达，各地经济文化交流加快，菜系之间的互相兼容加快，川菜和湘菜传遍全中国，走向全世界，川菜馆、毛肚火锅、湘菜馆、毛家菜风行全国。特别是毛肚火锅，肩负著承传辛辣革命的重任，闯南走北，一下红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特别是在年轻一辈人中间，食辛辣的比重开始加大，吃海椒已经不是单纯的驱寒压腥，也不仅仅是作为第二味精，而几乎是变成了一种革命，一种时尚。

　　应该看到这种革命和时尚，由于民间川菜和湘菜中江湖菜的发展，辛辣度有增加的趋势，如近20年流行于四川民间的毛肚火锅、酸菜鱼、烧鸡公、乌江鱼、芋儿鸡、啤酒鸭、邮亭鲫鱼、麻辣鱼片等，辛辣度比传统川菜都高，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可能会更大。而湘菜中毛家红烧肉已深入到畏辣如猛虎的一个个“白色统治区”，建立了数不清的红色湘菜基地，一个新的辛辣革命已经开始。

　　不过，革命是要流血的，辛辣革命也如此。据有则报道称某地某君嗜辣成性，吃得过量，引起胃大出血，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因此，这种革命是需要献身和革命的铁胃钢肠的本钱的，劝君量力而行。

      毕希纳（Georg&nbspBuchner一八一三——一八三七）懂哲学、神学和脑神经学，写小说、剧本和情书也在行，还搞革命，一个十足的德意志天才。仅从他的文学语言来看，就知道他脑子里装满了敏锐奇妙的思想。可惜他二十四岁那年得伤寒发高烧死了。
　　尽管死得过早，《丹东之死》足使毕希纳不仅在现代文学史上，也在现代思想史上成为一块路碑。一百多年来，德国甚至整个欧美知识界不断有人被他尖锐的思想吸引，惋惜他的早逝。的确，要不是因为偶然的高烧，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德语思想界恐怕就不会仅是马克思、尼采领风骚了。
　　丹东是法国大革命初期的功臣、公安委员会主席，斩过不少贵族人头，可算是老一辈革命家。谁也没有想到（除了丹东自己），革命家被自己发起的革命送上断头台。
　　丹东为谁或为了什么信念而死？
　　是因为他忏悔革命、忏悔杀人？像嘉米叶那样，眼睛“曾经为几个不幸的人湿润过”？是因为罗伯斯庇尔像巴瑞尔说的那样，“想把革命变成宣讲道德的大厦，把断头台变成礼拜堂”？丹东与罗伯斯庇尔的思想冲突，无疑是他的死因。但是，丹东与罗伯斯庇尔究竟在哪一关键点上发生了不可调和的思想冲突？他们两人不是革命同志？
　　丹东是被人民法庭送上断头台的，人民法庭判他死罪是依法判罪，不是凭罗伯斯庇尔一人的不满。人民法庭依的是什么法？
　　一天，罗伯斯庇尔在大街上撞见一群市民，他们觉得革命中“流的几滴血没有把人民的脸蛋染红”，吵吵嚷嚷为了建立新道德社会要继续革命，继续杀人。罗伯斯庇尔劝阻他们，要他们遵守法律。
　　“法律是什么？”市民们问。
　　“法律就是人民的意志”，罗伯斯庇尔回答说。
　　“我们就是人民，我们不要什么法律；ergo（所以）我们的这种意志就是法律。”市民回答说。
　　人民的意愿是高尚道德的体现，因为它是公意，具有自然法的权威和实在法的权力。市民们以“我们”替换了“人民”，罗伯斯庇尔作为卢梭信徒无言以对。
　　丹东与罗伯斯庇尔本来是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他们曾并肩在自由的红旗下战斗。再重复一句：他们是为了自由而革命。但“自由”是什么意思？革命成功后的丹东与罗伯斯庇尔发现，他们对自由的理解完全不同。对于罗伯斯庇尔来说，自由就是为了高尚的道德目的可以做一切事。由于“人民”是道德的化身，人民意志等于道德良心等于正义，人民专制就是顺理成章。这是罗伯斯庇尔的自由理念的逻辑，他由此提出一种德行的自由恐怖论：“革命政府就是自由对暴政的专政”，“共和国的武器是恐怖，共和国的力量是德行”。据说，没有德行，恐怖就会带来毁灭；但没有恐怖的德行是软弱无力的。德行的恐怖，“是迅速、严正、坚毅不屈的正义行动”。这就是罗伯斯庇尔的自由理念和人民民主专政具体的道德涵义。
    丹东和罗伯斯庇尔本来都崇尚人民公意的自由。但革命后的丹东对这种自由理念产生了怀疑，他告诫：“自由神的铜像还没有铸好，炉火烧得正旺，我们谁都可能把手指烫焦的。”
     人民公意的自由是民主的自由，因为所谓民主，也就是人民公意。人民公意的自由因此是人民道德的自由行为，丹东怀疑这种自由与妓女一样，“是世界上最无情义的东西”，跟什么人都胡搞。所以他说，不能听见“自由”就兴奋。苏格拉底之死对“民主”提出了质疑，丹东之死对人民民主的“自由”提出了质疑。如果罗伯斯庇尔们论证卢梭是崇尚自由的，不是专制论的鼻祖，丹东也不觉得这有什么分别。在丹东眼里，“人民”公意的“自由”成了需要活人献祭的罗马食神，“专吃自己的孩子”。在审判丹东的革命法庭上，丹东指控罗伯斯庇尔跟鞠斯特一伙：

　　他们使自由的每一个足音都变成一座坟墓，这种情况要继续到什么时候？你们要面包，他们却掷给你们人头！你们口干欲裂，他们却让你们去舔断头台上流下的鲜血！

　　这时，妓女玛丽昂出场了。
　　玛丽昂出场之前，有一场妓女之母——市民西蒙的老婆与市民们关于卖淫正当性的论辩。市民们认为，妓女卖淫当然是道德败坏，但这是贵族老爷们的压迫逼出来的。只有从肉体上消灭贵族，才能重整社会的道德秩序：“是饥饿逼着她卖淫，逼着她讨饭的。刀子是为那些出钱买我们妻女贞操的人预备的。”“人民”如是说。只要消灭了阶级剥削制度，卖淫的不道德现象就可以消除了。
　　妓女之母——西蒙的老婆不这么认为。她说，卖淫与阶级压迫和剥削不相干，纯粹是一种生理性行为，一种自然性的生存方式。她为干妓女行业的女儿辩护说：　

　　要是她这个小泉源不流水，渴也把你渴死了！——我们干活的时候身体四肢什么不得用，为什么就不许用那个？她老娘就是从那里把她养下来的，还很痛过一阵呢？难道她就不许用那个养活她老娘了，啊？再说，这又痛到她哪里去了，啊？

　　妓女玛丽昂倒比她的母亲要文雅得多，她提出了基于自己的感觉偏好的道德诉求，这种道德诉求的正当性在于自己的感觉偏好的自然权利：

　　我是一个永恒不变之体，是永无休止的渴念的掳取，是一团红火，一股激流。……人们爱从哪寻求快乐就从哪寻找，这又有什么高低雅俗的分别呢？肉体也好，圣像也好，玩具也好，感觉都是一样的。

　　妓女玛丽昂的道德诉求直接顶撞人民道德，以致人们不得不问，什么是道德？是人们公意的形式律令，还是非常具体的、与个人的偏好相关的生存感觉？人民的道德是形式的伦理律令，引导出消灭个体偏好的行动自由。妓女玛丽昂的道德是个体的生存感觉偏好，是身体的自然性享乐。丹东及其门徒们与妓女鬼混，与作为抽象的公意道德符号的“人民”对立，他们的道德立场站到妓女一边去了。
　　丹东想要维护个体感觉偏好的自由，这才是他与罗伯斯庇尔的思想分歧的关键。一百多年后，柏林（I．Berlin）把丹东的道德观明确表达为消极自由，即不受他人强制的行为和思想偏好的自由，而不是以某种道义为由去做什么的自由。丹东和罗伯斯庇尔对自由的理解完全不同，关键在于，自由的在体性基础是形式化的人民公意，还是个体的实质性偏好。丹东和罗伯斯庇尔都崇尚民主，但他们对民主的理解也完全不同。罗伯斯庇尔主张民主的自由，丹东主张自由的民主。人民公意的自由的前提是民主，市民（人民）要从肉体上消灭贵族或妓女玛丽昂或判丹东的罪，是民主的自由。自由的民主的前提是（个体感觉偏好）的自由，这样，民主就不会结集为统一的公意。丹东的门徒们声称：　

　　一个人明智也好，愚痴也好，有教养也好，没有教养也好，善也好，恶也好，这都不干国家的事。……每个人都应该能按照自己所喜欢的方式享受生活，但是他既不许靠着损害别人以求得自己的享受，也不许让别人妨碍自己的享受。

　
     为什么尤其提到国家？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建立美好的社会制度，国家形态是这制度的关键。所谓现代性事件，就是重建国家制度的正当性基础。国家制度的正当性是什么？卢梭的门徒罗伯斯庇尔是以人民公意和道德一致为国家制度的正当性，如此国体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它有民主的自由。丹东的门徒则以为，应以承认个体的感性偏好及其差异为国家制度的正当性，如此国体就是自由的个体民主的国体。丹东的同伙说：
　

　　政权形式应该像一件透明的衣裳，熨贴可体地穿在人民身上。血管的一起一落，肌肉的一张一弛，筋脉的起伏涌缩都应该从衣服上显现出来。肢体可以是美的，也可以是丑的，它有权利保持自己的原样；我们都无权利任凭自己的好恶给它剪裁一件袍子。——我们要的是赤裸身体的天神，是酒神巴克斯，是奥林匹克的游戏和歌唱优美曲调的嘴唇。啊，那使人销骨溶肌的罪恶的爱情啊！——罗马人如果愿意蹲在墙角煮罗卜吃，这是他们的事，我们不想干涉，……我们共和国的掌门人应该是快乐欢畅的伊壁鸠鲁和臀部丰满的维纳斯，而不是道貌岸然的马拉和沙里叶。
　 　为什么攻击罗马人？罗马人为了帝国的统一，提出了依斯多亚的逻各斯理念为基础的国家道德。理念从此开始压制身体。丹东与罗伯斯庇尔在建立国家形态的问题上发生了龃龉，一个要建立能体现出个体的肉身曲线的美或丑的国家，另一个要建立用人民的道袍把个体的肉身遮起来的国家。
　　于是，妓女玛丽昂成了个体自由伦理的担纲者。丹东与妓女玛丽昂的立场完全一致，不认为人生有善罪之分、人人在自然本性上都是享乐者，只不过每个人寻求享乐的方式不同，有粗俗、有文雅，这是“人与人之间所能找到的唯一区别”。但无论以粗俗的还是文雅的方式享乐，感觉都一样， “都是为了能使自己心安理得”。
　　但是，丹东为何而死？是为了妓女的感觉偏好的自然权利、为了每个人都有运用自己的身体的自由？这死不就像福柯的殉难？
　　不然。如果真是这样，毕希纳恐怕不会发那场致命的高烧。这里出现的两种道德观——比如说公意道德观与个体享乐道德观对立吗？毕希纳看得清楚，革命家丹东和妓女玛丽昂根本不承认道德及其对立面邪恶，只认可单纯的生存感觉。拒绝对人生的道德判断，乃是要回到人生意义的自然性判断。而罗伯斯庇尔们虽然主张公意道德观，其基础同样是单纯的生存感觉。
　　享乐的个体道德拒绝用超自然之理来克服偶在的受伤。丹东以为，享乐道德和“道袍”道德都不过是为了让偶在个体的身体“心安理得”，差异在于，享乐并不因身体偶在的受损或受挫而抱怨身体的偶在，不把身体的自然受伤转移到应然的判决，所以才不会有痛苦。痛苦感觉基于把自然与应该弄混了，把生存的自然意义与生存的道德弄混了。从痛苦中生发出的道德诉求会引出可以为了“应然”而做一切的自由。享乐持守生存的自然意义，意味着依循自然性的（消极）自由，拒绝应然性的（积极）自由。
　　丹东从身体的自然性反驳以人民道德的名义杀人的正当理据。人民公意以“应然”道德为理由杀人的不正当并非因为它残忍或伤及无辜，而是因为在断头台上操革命屠刀的人与被杀的道德败类有同样的身体。尽管这同样的身体会产生不同的感觉，或享乐或痛苦的感觉，毕竟是由同样的身体、而非由超自然性的“应然”导致的。如果返回到自然性，任何一种感觉都没有在价值意义上高于其它感觉的权利，像玛丽昂说的，“鲜花也好，玩具也好，感觉都是一样的”。
　　况且，罗伯斯庇尔的人民道德所依据的应然之理，也不是超自然的。丹东与罗伯斯庇尔都相信自然权利，这得自于他们共同具有的无神论。毕希纳在侦探这宗思想疑案时，发现了一场著名的关于上帝存在的讨论，尖锐地触及到近代神学的神义论的失效：这个世界不可能设想是完美的，既然如此，怎么可以推断出造物主这个完美无缺的理据？丹东的同伙斐恩说：除非消除生命在世的不完善，才能证明上帝的存在；我们可以不谈人世的邪恶，却无法罔顾痛苦。神义论用理智证明上帝的存在，感情却不断提出抗议。“为什么我在受痛苦？这就是我的无神论的砥柱。痛苦的一次最轻微的抽搐，哪怕仅仅牵扯到一根毫发，也会把创造物这个概念从头到尾撕破一个大裂口。”可见，丹东派也看到痛苦。这一论点得到罗伯斯庇尔门徒、大检察官萧美特的完全赞同：“对啊，对极了！”人们记得，后来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伊凡再次提出这一问题，而且调门更高，雄辩更为滔滔。
　　丹东和罗伯斯庇尔实际基于相同的身体的痛苦，提出了无神论的砥柱。他们的分歧仅在于不靠神义而靠人义来克服痛苦的中介：自然性的个体享乐或者公意道德的革命。这不正分别是尼采思想和马克思思想的奠基石？妓女玛丽昂和丹东是尼采的先驱，要求以享乐克服痛苦的消极自由，罗伯斯庇尔是马克思的先驱，要求以积极自由建立的道德公意的社会制度克服痛苦。痛苦成为无神论的砥柱，完全是有神论自己惹来的麻烦：有神在，就不应该有痛苦在。如果无神，也就无至善至福，痛苦就只是自然秩序中的“适偶”，不可能成为什么的“砥柱”。
　　丹东认为，身体是自然而然的，身体感觉也是自然地有歧义的。只要应然之理不介入生存的感觉区域，让生存处于自然循环的节律，就不会导致痛苦，只有享乐的不同方式。生存的意义只是生存偶在的自然性发生，不能以应然之理打断自然循环的节律，应然地安排人生。进一步说，不能以自己的痛苦感为依据设定公意道德的“应然”，推出为了公意道德的积极自由行为的正当性。
    罗伯斯庇尔则以另一种方式强调感觉的自然性。不妨听听他的理论家鞠斯特在人民代表大会上的革命宏论：

　   在我们的会场里好像有几只耳朵特别敏感，听不得“流血”这个字眼。我要举几个极为普通的现象，就会使你们相信我们一点也不比自然界、一点也不比历史残忍。大自然冷静而不可抗拒地体现着自己的规律；人类如果和它发生冲突，就要被消灭。……如果不是路旁倒毙的几具尸体，大自然几乎不留任何痕迹地就翻过了这一页。
　　我现在想问诸位一句：在革命中我们的精神界难道应该比自然界表现出更多的审慎顾虑吗？精神概念难道不应该和物质规律一样，把抗拒阻挡它的事物消灭掉吗？任何一件改变整个道德界、也就是说改变人类的创举有不流一滴血而能实现的吗？宇宙精神在精神领域里要借助我们的手臂，就像它在自然领域里利用火山和洪水一样。他们或者葬身于瘟疫，或者在革命中死亡，这又有什么不同？

　　　这话与西蒙老婆的话有什么不同？革命是自然性行为，它的疼痛和流血，与黄花闺女初次卖淫的疼痛和流血有何不同？像西蒙的老婆说的，“又会痛到那里去？”况且，革命的最终目的不过是为了使身体更强有力。
　　让身体重新健硕后干什么？马尔库塞回答说：为了性爱的自由欢愉。自然（Physik）这个东西，就是自然而然的，有身体的自然，有物理的自然，总之是自然如尔，生存原则和国家原则都要建立在自然之上。这样看来，丹东与罗伯斯庇尔的思想分歧就仅在于选取的返回自然人性的方式不同而已：或者以享乐适性，或者以道德加恐怖的革命适性。
　　可是，丹东并没有因此止步，他进一步发现，自己变成无神论者后，得到的自然性身体不过是一团肉身物质而已。这一发现令他绝望得要命：

    我是个无神论者。物质永不消灭，这真是个该死的定理！我也是物质，真是太悲惨了！……虚无已经把自己杀死了，创造物就是它的致命伤，我们是从它的伤口流出的血滴，世界是坟墓，让它在里面腐烂。
　
    同时，罗伯斯庇尔也陷入绝望，他的道德恐怖论的目的是为了救别人（积极自由），但他终于承认：

    圣子耶稣要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上一次十字架，我们所有的人却在客西马尼园里撕打得头破血流，可是谁也不能用自己的创伤拯救别人。
　
　　罗伯斯庇尔与丹东回到了相同的起点：虚无。虚无是怎么引出来的呢？是那个赤裸裸的、肉身的Physik，那个悲惨的physik。忆往昔，这个 Physik的悲惨是由一只神义之手托住的。如今，这只神义之手被斩断了，罗伯斯庇尔和丹东设想出不同的人义性的自由方案来承负身体偶在的悲惨，发现承负的只是一个最终会化为虚无的身体。
　　丹东不仅拒绝积极的公意道德自由，也对消极自由的个体享乐的正当性绝望。“丹东之死”的真正死因，是他最终发现，罗伯斯庇尔与他自己的自由理念尽管不同，结局都是一样的：“世界是一团混辞。虚无是即将分娩的世界之神。”这就是毕希纳侦破这宗思想悬案的结论。
    毕希纳侦破了这宗思想疑案后，精力耗尽，身体变得极度虚弱，本来他的身体很好（不然怎么能干革命），完全可以抵抗那场偶然的伤寒。结果，二十四岁的毕希纳发高烧死了。
     我怀疑毕希纳其实死于一场内在的（思想上的）伤寒，一场因看到近代自然权利的自由的底蕴而引发的伤寒。要不是他死得过于年轻，对个体或国家、自由或民主、革命或反革命再多说几句，马克思也许不会那么急躁，尼采不会那么过于费劲地喊“上帝死了”，更不消说海德格尔、洛维特、马尔库塞、福柯们对Physik的信念了。

这篇旧文，现在想起来应该是99年的了－为那年迎接学校的“五四”征文而作，已经压在箱底8年了。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文笔当然显得幼稚，但基本的精神面貌已经初露峥嵘；更幼稚的当然是立意了，这样的文章怎么能在学校体制下的征文比赛上有所建树呢？不过正因为如此，才显珍贵，放在这里，作为自己精神履历上的一个记录吧。

又要到“五四”了。这对其他青年或许是一个充满了光荣与梦想的节日，然而于我，却有一种别样的情怀。平日里耽溺于分数、表现、奖学金及复杂的人际关系，每到“五四”，方有机会来做一些反思、做一些追问，时常在深夜的寂静里辗转难眠。呼啸的北风吹起齐耳的短发和藏青色的旗袍，那略显稚嫩却又充满激情的呐喊在风中回荡，一想起这些，就不免油然而生出一丝苟且、一份惆怅。

是的，我们似乎太熟悉“五四”了，它常常被我们挂在嘴边，它无数次地出现在经典的教科书里，作为青年人的节日，也作为青年一代衡量自身得失与否的一个标竿。但我们真的理解它的精神实质吗？我们真的能够体会到当时我们的同龄人拔剑而起、跃马扬鞭时那份执着的理念吗？

一位哲人说过，知识的发展首先是由促进参与发展的人们之间的观念交流来推动的，然而“中国承数千年专制之积习，长好以见闻所及，持一孔之论”，以至于严复在翻译经典《论自由》时，由于“中文自由常含放诞、恣骓、 无忌惮诸劣义”，怕国人不能理解而误认为可以“为放肆、为淫佚、为无法、为无礼”，特费尽心思定意为“群己权界论”。可以说，“五四”的仁人志士们面对的是一个分歧受不到尊重、反对得不到容忍、精神的独立和创见受到百般压抑的局面。再说明白点，就是要把有趣变成没趣、把聪明人往傻子里弄的这样一种氛围。正式他们，站在中西文化的交汇点上，以海纳百川的胸怀，穷极宇宙的眼光，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不自圣、不虚饰、不回避、不极端，提倡宽容，力促自由，实践平等，才造就了那群星闪耀的辉煌。“五四”精神之不传，一个很明显的标志就是我们已经很久没有产生像鲁迅、胡适、陈寅恪那样的大师了。

可是这能怪谁呢？我们曾经天真地以为寻得了一种理论就获得了通往“极乐世界”的金钥匙，而不再去联系现实和当下的情况，不再去关注实际问题的解决；我们曾经忘记了智者 “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的教诲，要求每一个人统一思想、统一华语、统一于对一个人的崇拜，甚至统一衣服的颜色和样式；我们曾经在并不了解资本主任国家全貌的情况下就展开了对他们的批判，并蛮横地认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拒绝承认并认真学习他们的长处和优点；我们甚至已近乎于野蛮的方式剥夺了张志新、林昭等人说话的权利……如果我们把这些看作笑话或者久远的故事，那么我们今天依旧在演绎着同样的笑话：我们不是曾经对“水变油”将信将疑？我们不是也曾经去书店抢购柯云路大师的惊世之作？我们让揭露邱氏鼠药的科学家在法庭上败诉，而直到最近，我们不是还依旧对“中华文明拯救世界”、“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等说法呐喊助威，奉若神明吗？

“科学”是什么？“民主”又是什么？它觉不仅是卫星、原子弹，普选和代议制，更是一种素养。这种素养（我把它看作一种行而上的东西）才是“五四”精神的精髓，即热爱智慧、尊重理性、容忍反对，允许每个脑袋有自己的想法，也与须眉张嘴发出自己的声音。只有当这种素养不是上述经应当专利，而是深入民众并成为他们人性中的一部分，中国才能真正长出“民主”、“科学”的参天大树。

    《南方周末》去年做了一个关于中国“民间脑库”的专题，非常好，一直留着。记得当时还跟作者有过一次长谈。现在想来纸面版毕竟麻烦，费点功夫做成电子版，也便与诸君共享。

    具体参见 http://longbowzhang.blogchina.com/inc/thinktankoChina.doc。